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南宋官窑簋式炉极美粉青釉色29图鉴赏！

器形模仿青铜簋，敛口略呈椭圆形，硕腹，平底，圈足略高。口足磨损而加镶铜边，口下饰弦纹两道，腹两侧各按饰一螭形耳，耳下削平，露出黑灰色的胎体。胎骨较厚，通体施浓润青釉，釉色粉青，釉面满佈冰裂纹，边稜釉薄处微现粉色光泽。南宋绍兴年间，朝野上下酝酿而出复兴北宋文化的思潮，让《宣和博古图》成为重建礼制器用的典范。影响所及，也让南宋官窑器中出现一类仿铜器形，此品即为其中一个例证。浙江省杭州市郊坛下官窑窑址及南宋太庙区域也曾出土相似的器类。

南宋时期的祭天礼规模宏大，当时设祭器9250件，仪仗队12220人，官员上千人。祭天所用的祭器也非常讲究，自商周以来，宫廷祭器多爲青铜器或者玉器，而南宋初年的祭祀活动中，却以陶瓷质地的祭器代替铜玉祭器。

宋代非常重视文人与文化，所以那时候儒家文化十分昌盛。到了宋徽宗年间，当时的皇家在详实地考据了儒家经典的相关规定之后，明确提出在祭祀天地时，要用陶匏之器，也就是陶瓷质地的器皿，来进行祭祀活动。南宋时期，这种传统得到了传承。特别是在南宋初年，朝廷经济紧张，江浙一带又缺少铜料，所以采用陶瓷质地的祭器也可以很好地缓和朝廷所面临的经济压力。青瓷簋就像一面镜子，向我们展示了宋人对于传统和文化的热爱。

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青瓷簋（修复）

陶瓷器在北宋朝廷的祭典中并非主要的祭器。到了南宋时期，瓷器作为礼器的功能却突然彰显，这和南宋初期朝廷所面临的政治、经济形势密切相关。北宋末靖康之乱，金人在汴京大肆搜掠，宋高宗在扬州筑坛郊祀，只好召东京所属官吏奉祭器等赴行在所，这些祭器都是徽宗朝的“新成礼器”。建炎三年(1129年)，高宗仓皇南渡，朝廷祭器尽毁。此时朝廷若再行祭典活动，因财力物力所限，不可能象北宋时大量新铸铜礼器，于是绍兴年间的祭典活动，多数祭器改用了陶瓷器，“祭器应用铜玉者，权以陶木，卤薄应用文绣者，皆以颉代之”。

英国大英博物馆藏青瓷簋（元代）：

绍兴元年，为了在绍兴府时的明堂祀典，令越州制作匏尊陶器，“乞依现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”。绍兴四年，朝廷于杭州再行明堂祭祀，需用祭器七千余件，其中的陶瓷器是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的，关于此次所烧造陶瓷器的情况，《宋会要辑稿》礼二四之六八有详细的记载。

绍兴四年的明堂祭典之后，国子监丞王普批评祭祀不合典礼，在礼器形象上，他认为政和“新成礼器”是有典的，有自名古器为依据，至于“昨来明堂所用，乃有司率意，略仿崇义《三礼图》，其制非是，宜并从古制度为定，其簠、簋、尊、罍之属，仍以漆木代铜，庶几易得成就”。从上述文献中不难看出，当时朝臣认为所用祭器“其制非是”，甚不满意。宋高宗也认为：“三代礼器，皆有深义，后世非特制作不精，且失其意，朕虽艰难，亦欲改作，渐令复古。”绍兴十四年，高宗又谕宰执“国有大礼，器用宜称，如郊坛须用陶器，宗庙之器，亦当用古制度等。

2016年日本关西美术竞卖株式会社《扶桑萃雅 上古至今精粹集》夜间拍卖会上出现的一件 “六方八卦鼓钉纹簋炉”（残修）【元末明初】

北京保利拍卖青瓷簋（清代）：

南宋龙泉窑簋式炉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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